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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巨亏倒逼央企改革

发布日期:2015-03-02 字号: [ 大 ] [ 中 ] [ 小 ]

  春节前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每日涨幅虽然不大,但中国铝业东方航空中国远洋鲁丰环保云铝股份中孚实业为例,该公司预计2014年度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00万元至4500万元,主要原因为控股子公司实施直供电使得用电成本大幅下降,另外河南子公司确认了2.39亿元的关停补偿款。

  面对2014年的巨额亏损,2015年如何实现扭亏是摆在中国铝业面前最大的问题。这也是摆在去年10月刚刚空降为中国铝业董事长的葛红林面前最大的问题。“扭亏”是当下这家大型央企掌门人挂在嘴边的词汇。

  在新年致辞中,葛红林表示,2015年是中国铝业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是扭亏脱困攻坚战的转折之年。

  2月10日,中国铝业在总部召开了干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扭亏脱困依然是中铝2015年的首要目标。对于2015年的结构调整计划,葛红林形象地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形容。具体来说,做加法,坚持做强做优做精主业,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做减法,淘汰落后,处置不良资产,止住“出血点”,减少“出血量”;做乘法,把创新驱动作为扭亏脱困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做除法,做大分子,做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在上述干部大会上,葛红林对扭亏脱困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从2015年开始,下属子公司将按月按季完成经营目标,并逐月听取板块扭亏脱困进展情况的回报。

  而对铝板块下属的亏损大户,中铝总部将选择性地听取这些下属公司主要领导的月度扭亏工作述职。

  而在干部问责机制上,葛红林则提出:“对作出贡献的予以重用,但也绝不让混日子的一把手谋到‘好岗位’,或得到提升。”

  很明显,中国铝业极力想在2015年扭亏,但国浩资本对其今年实现盈亏平衡的目标存有怀疑。

  国浩资本对于中国铝业致力精简其业务的努力,及其未来两年的时间分别将铝土矿及电力的自给比率由55%提升至80%和30%提升至35%的目标表示认同,但该机构认为,由于公司的规模太大,这些行动为业绩所带来正面的影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铝业自供电的比例较低(电力占铝生产成本的1/3),其生产成本一向偏高,预计在2014年铝价需达14700元,公司才达到盈亏平衡点,而现时铝价为12690元。”国浩资本认为,铝价最近弱势,已自2014年9月份的高位回落15%,并达到2009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而公司的债务负担亦沉重,截至2014年9月底的净负债权益比重达185%。

  倒逼央企改革

  如赵杰所注意到的那样,央企的巨亏似乎都与大幅计提有关。

  同样是有过百亿亏损经历的东方航空[微博],也存在过突然大幅计提的情况。2005年6月之前,东方航空的计提资产减值金额平均为1.51亿元,但2006年计提资产减值金额增至9亿元,2008年则突增至20亿元。

  东方航空的资产减值计提最终收到了效果。在2008年计提的资产减值中,东方航空将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损失全部计入公司2008年度损益,相当于预提了后一会计年度的亏损,为来年卸下了包袱。

  与计提相匹配的就是高管的变动。2009年东方航空更换了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与之相似,2014年10月中国铝业也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葛红林。

  “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就是为了轻装上阵,没有哪个新任高管希望将前任的烂账留到自己的任期内,这对公司来说是好事儿,但也存在隐患。前期可能有利于新任领导做业绩,但后期公司可能就前途未卜。”香港一家外资投行沪港通研究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这是目前央企存在的问题,在国企新改革背景下,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新的变化”。

  以中国铝业为例,在前几任掌门人在任时,对中国铝业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009年初,时任香港中旅(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熊维平接到一纸调令,回京出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彼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中铝公司已经陷入严重亏损。2008年前8个月,中国铝业还盈利80多亿元,但接下来的4个月不仅亏掉了前8个月的利润,还倒赔了将近70亿元。

  回到自己一手参与创办的中国铝业后,熊维平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铝业建设成为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矿业公司,海外资产达到30%、上游资产达到50%以上;综合实力进入世界矿业公司前5名。

  不过,虽然熊维平是最了解中国铝业的人,但在行业趋势之下,熊维平要力挽狂澜仍然力不从心。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表示,在2008年价格暴跌后短期反弹至2010年初的17310元/吨。2014年6月末,下降至13496元/吨。2013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23.14亿元,2014年1月至6月亏损148.06亿元。

  对于如此的行业背景,熊维平也曾感叹过:“2009年回到中铝后,确实没赶上好时候。”但他并未放弃。

  2014年初,熊维平基于现实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目标:2015年实现本质脱困。“即公司实现并保持可持续的整体盈利;各板块都实现盈利”。

  然而,在现有的体制之下,熊维平显然很难显示自己的“壮志”。2014年10月,熊维平也带着遗憾卸任。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现行考核评价乃至问责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变化已经出现。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这是中央深改小组审议的关于国资改革的首批文件。

  紧接着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会议认为,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目前国资监管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问题是:国资监管工作定位不够准确,监管权力行使范围越来越宽,审批备案事项越来越多,出现过多干预企业具体经营现象;对不少事项的监管,仍然沿用过去针对国有独资、控股企业的监管方式,忽视了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规则,适应不了企业改革发展形势的新变化。”去年11月初,国务院国资委[微博]网站公布了国务院国资委[微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在全国国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研讨培训班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资委将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

  李锦表示,在本轮国企改革中,关于组建或者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董事会改革等内容正是为了国资委放权,将企业经营决策权交给企业董事会,让企业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这一定是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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